终(充)其不庄(藏)尤(欲)割(害)人之心，而仁复(覆)四海。

人类最近两三百年和中国近代以来，我们进入了第二次大转型。有时候，专家也是半吊子。

我就从内心很不能理解。我觉得，儒家这个想法，在现代化之后是格外有意思的。  [73]《孟子·离娄上》。  [65]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。林安梧：所以，他们原来怎么讲，没关系，但我们要用汉语重新来过。

林安梧：我们所强调的也不同。儒家是要看天下有道还是无道的，所以一直有谏官的传统。至于人格性的道德连结，看从哪个层次来说：在礼上来说，它是有所损益的。

现代新儒家，像牟先生、唐先生他们很清楚在面对什么。而人之参赞，绳绳继继，永不停歇，这就是所谓继之者善。如果你懂得用筷子的话，筷子的用法有更高的意义。林安梧：所以重点在这儿，而不能说：个体性坏透了，赶快退回去啊。

说到适宜性，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历史哲学方面的问题了。其中最高的境界，我觉得还是对的，就是天德流行境。

但是在华人这里密切相关。表面上看起来是放在一块儿了，实际上还是各做各的。当时的冲击，对我后来写《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之哲学省察》是有影响的。怎么说都是人呢？就是：两人生活在一块儿，爱在一块儿，就可以生养下一代，就具有生产力，那么，这就是同类。

那个是讲生活世界与意义诠释。林安梧：经与我合二为一，才能生出注。黄玉顺：林先生这个人我没接触过，但是我读他的东西比较喜欢。那个论纲，我后来把它扩大，写了一篇文章，后来收在我的《儒学革命论》那本书里，1997年由台北的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。

中间有两个大的转型期，这两个转型期都伴随着思想观念上的很大的突破。黄玉顺：举例来说，你的血缘性纵贯轴这么一个描绘，我觉得对帝国时代的儒学来说是非常准确的，而且很独特。

我的意思是：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公民问题，儒学在今天一定不能脱离公民问题，然而公民恰恰是个体性的概念。黄玉顺：王国维说：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

所以，你这注生我经，我说经我生注也行。而儒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，它传统上是要干政的，是要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。比如孟子讲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恻隐之心[72]，这与亲情有什么关系？关于亲情伦理的问题，在我的正义论当中所涉及的是第二条正义原则，即适宜性原则。实际上，我们做哲学，是在创造话语。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。这些问题，当时我说不清，就是觉得怪怪的。

不可以说有三个道，而是同一道的不同显现样式。现在，比较宗教学盛了，宗教史盛了，应该弄清楚华人的宗教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也有利于华人参与到整个世界。

  [84]郭齐勇等：《尊重中华文化圣地，停建曲阜耶教教堂——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》，中国儒教网（www.chinarujiao.net）。林安梧：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认为是前辈先生点了一下，让我们有机会做这个思考。

换句话说，先建立好公民社会，进一步就能建立好民主社会。张立文先生坚决反对我这个提法，他说：怎么能建第一实体呢。

（王彬整理） 第二部分：公民儒学与中国正义论对谈 （2013年4月29日上午） 一、公民儒学 黄玉顺：我们上次是在一般哲学层面上的沟通。就其作为存有根源来讲，创造的动能是善的。黄玉顺：刚才讲的儒教派也是这个理由：在现行框架下，你得有个附着处，要不然你就魂不附体了。广大的民间的生活化的儒学一直都是存在的。

每一个人都这样做，做多了以后，就会整个不一样。儒家是各宗教中最接近常道的。

那时候，E-mail啊各种东西我们都还不太用。黄玉顺：我刚才送你那本书《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》[83]，我从这儿说起。

第二，心里并不认同，但不敢不遵守。[77]我们会发现，有时候，哪怕是出自非常良好的动机，但是做出的事情也未必有良好的结果。

林安梧：道有几个不同的向度，从话语、方法、途径、总体，到根源。但形而上那个道应该是道通为一[39]，就是那个在本身。这就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共同点，一直到牟先生，都是这个思路，毫无例外。台湾去年生育率是0.9，香港是0.7或0.8。

比如仁爱之仁，远远不是一种道德规范，远远不是一个形下的东西。黄玉顺：他那是在形上-形下两级架构之下来讲的。

做一个中性的描述就是：个体性的凸显。他们共同的思想视域是什么？这是我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
今天，我们的语境变了，那么，我不管你是西方哲学、还是中国哲学，我要问：今天的哲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思想方式？什么样的思想视域？这就是我想说的求其同的意思。群体生活的社会规范秩序，也涉及道德的问题。